#史泡泡 最近真理台文館的事一直讓我有一種似曾相識感，一方面是各大學的文學院幾乎每年都有這類的事，只是老師們大部分放的是學術用書而不是文物而已。另一方面讓我想到的是劉淑芬教授的一篇舊文章〈玄奘的最後十年(655—664)——兼論總章二年(669)改葬事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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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所周知，玄奘是佛教史上的大師，他精準的譯筆將佛教的義理忠實地引入東亞世界，使用漢字的地區都因他而受惠。在西遊記中，說他與唐太宗結為兄弟，因而以「御弟」之身在西域受到各種禮遇，實則不然。
他是個偷渡客啊！！！
只是他偷渡之後去了高昌國，高昌國王與他一見如故，才與他結為兄弟，而且介紹他去見西突厥的可汗，在可汗的幫助下，才能比較順利地前往其他地方。當然，在他學成歸國後，確實是受到了唐太宗的禮遇與幫助，尤其是建立了有規模的譯經場，匯聚了許多優秀的翻譯人才與佛學專家（如果以現代的說法，總統府撥出經費特別贊助了一個經費無上限的研究案的意思）。
唐太宗於玄奘有知遇之恩，連帶著，他的天策府舊臣也與玄奘常有來往。然而，這畢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隨著太宗去世、新君登極，玄奘的譯經事業就受到了阻撓，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天策舊臣在新一輪的鬥爭中落敗，年輕的皇帝高宗與皇后武則天崛起，對舊臣步步進逼，親貴如皇舅長孫無忌尚不可免，更遑論其實並不熱衷於政治事業的玄奘呢？
在玄奘最後的十年這篇文章中，劉老師細細剖析史料，重建這位流芳千古的高僧晚年是如何遭到政治的壓迫，為了討好皇帝與皇后，主動替皇后腹中胎兒祈福，希望皇后順利產下皇子後可以讓皇子成為護持佛法的推動力，當然，這個心願在武則天當權時並沒有實現。在他晚年，手中已經沒有什麼資源，他一手建立的譯經場早已關閉，就連他自己都不能留在長安的重要寺廟中棲身，而被遷往遠在山中的玉華寺，出入受到監視之外，生活所需也不充裕，生病要看醫生還得偷偷溜出來，甚至因此驚動皇帝而不得不上書解釋。
玄奘可以說是死在屈辱中的，對照他壯年時的意氣風發實在令人唏噓，去世後，他沒有葬在與他淵源最深的大慈恩寺，而是淒淒涼涼地葬在白鹿原的一個小寺廟，與他去世的哥哥長捷法師離得不遠。如此重要的大師，圓寂後竟沒能立塔，顯見恩遇之薄。而後才改葬到現在的位置，在當地建了興教寺。
學問是一條孤獨的路，能夠走到最後的人通常都有某種程度的偏執，在管理學掛帥的時代，這些東西都顯得不合時宜，要全數保留是不可能的，學校或研究單位也很難勻出空間來贊助退休學者的研究，但人文學科是越老越珍貴，究竟在這當中要如何去平衡？是需要有人去理解跟重視的。
我最尊敬的張廣達院士也是一樣，每回去看他，老爺子有很多1989年逃出中國後、巡遊世界各國省吃儉用買下的書，總說這本以後給誰、那本書以後給誰，老爺子心中有個底，但還得多交代以免將來給忘了。但公家經費買的書，總得要歸還學校不能帶走，又總說：「不能給學校添麻煩，這麼多年學校待我不薄，很感恩了，真不行就給我一張借書證能借用就好。」
我心中暗自期望政大或中研院能闢個地方讓老爺子可以作研究，但這事也不是我說了算，究竟如何能夠兼顧諸事，不能讓老學者心裡委屈、在晚年造成遺憾，實在是需要一個好的制度來討論才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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